改元是干什么用大神们帮帮忙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3-06-30 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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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11 05:35

年号是中国古代封建皇帝用以纪年的名号。年号发端于中国，后来日本、越南、大韩帝国时期的朝鲜、高丽初年受到中国影响，也都使用过自己的年号。现在的日本仍然使用自己的年号。 新君即位必须改变年号，称为改元。文天祥《指南录后序》：“是年夏五，改元景炎”，是指南宋端宗极为，改年号为景炎。同一皇帝在位时也可以改元，如女皇帝武则天在位十四年，前后改元达十二次。明清两代皇帝一般不改元，一个皇帝一个年号，故往往就用年号来称呼皇帝，如明成祖朱棣在位年号永乐，称永乐皇帝；清爱新觉罗�6�1弘历在位年号乾隆，称乾隆皇帝。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号出现在西汉汉文帝时期，年号为“后元”（前163年—前156年）。此前的帝王只有年数，没有年号。此后，每次新皇帝登基，常常会改元纪年，并同时改变年号。一般改元从下诏的第2年算起，也有一些从本年年中算起。 一个皇帝在位时，也可以进行多次改元。明朝以前的皇帝多数都改元两次以上，一个皇帝年号也有多个。例如汉武帝有11个年号，武则天在位21年有18个年号。也有皇帝在即位时使用前一代皇帝的年号，例如五代时期后梁的“- -”年号、后晋的“天福”年号、后周的“显德”年号。明朝以后，基本上都是一个皇帝一个年号，因此也常常用年号来称呼皇帝，例如康熙帝。 年号被认为是帝王正统的标志，称为“奉正朔”。一个政权使用另一个政权的年号，被认为是藩属、臣服的标志之一。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中国*的时期。五代十国时，闽国、楚国使用后梁、后唐年号，吴越国使用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的年号。也因此，许多地方割据势力、少数民族政权，以及人民起义也常常自立年号纪年。 中国年号的使用情况非常复杂。同一时期并存的政权，往往各有年号。还有的政权一年之中数次改元，几个年号重叠使用。也有政权自己不建年号，而沿用前朝或其他政权的年号。例如后晋的天福年号用至九年，改为开运元年。3年后，后汉刘知远称帝，不自建年号，也不沿用开运年号，而是追承天福十二年。还有许多年号在不同时期重复使用。例如建元就有5个时期在使用。还有因为避讳或者其他原因，一个年号有不同写法，例如唐殇帝的唐隆年号，又写作唐元、唐安、唐兴。 辛亥*后，中华*废除年号纪年的做法，而改用*纪年。虽然在袁世凯称帝时使用过“洪宪”的年号，而爱新觉罗溥仪在担任满洲国执政和皇帝时分别使用过大同和康德的年号，但是通常不为中国正统史书所承认，而认为中国皇帝的最后一个年号为清末的“宣统”(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11 05:36

继位改元 以往西周年代研究中的一大难题就是在《竹书纪年》等文献提供的年代范围内难以在兼顾器物类型的前提下安排所有铜器。美国学者倪德卫先生提出了“双王年说”5，即一个周王有两个纪年体系——实际继位和守孝期满后正式即位双王年——获得许多海外汉学家的支持，因为它有一定的文献根据而且可以在目前通行的年代框架内安排下几乎全部的铜器。但是倪德卫先生很大程度上依据今本《竹书纪年》，自从王国维先生为之疏证证明其书之伪后学界已经很少有人相信此书的可信了。另外“双王年说”这样做“实际上是增加了另一套西周王年体系，将王增加了一倍”，也就使铜器配置的可能性增加了许多倍，而且两个“元年”带有某些任意性6，因而国内学者罕见有赞同者。但实际上《报告》所提出的“改元双制”观点也会导致同样结果。 《报告》19页“西周历法的几个要点”之四提出： 西周改元的方法有两种：逾年改元——即新王即位的次年改称新王元的当年改元——即新王即位的当年改称新王元年 中国古代也曾有过类似的例子，但《报告》并未就西周作专门论证。当年改元的例子在《历谱》中确实提出两条：（一）穆王在位54年而《史记?周本纪》记载“立五十五年”；（二）厉王末年与共和元年同年。但也未必全无疑义，以下试就此作简要分析。 根据断代准确可靠的穆王和共王标准铜器的历日干支等四要素，通过排谱无疑可以得出穆王实际在位只有54年的结论；但是将《史记?周本纪》记载穆王“立五十五年”理解为王年55年就未必是唯一解。为方便讨论，先摘录《周本纪》有关周王继立全部文字如下： (1)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 (2)武王有 ，后而崩，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 (3)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昭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太子钊遂立，是为康王。康王即位，遍告诸侯…… (4)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立昭王子满，是为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 (5)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 (6)太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 至于懿、孝、夷三王之年代，司马迁不明其年、语焉不详。 上述记载中，（2）虽未明言成王“即位”，但“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就暗示了这一点。 从这些记载来看，《周本纪》每记新王继位都遵循如此通例：凡在位年确知之新王，多作“某立，是为某王。某王即位……”；反之，凡未作如是书者，《周本纪》就无明确在位年数7。显然司马迁是将“立”与“即位”分别看待的，即先王去世新王继立，但纪年依旧以示孝道；逾年新王“即位”称元，这也是中国古代王朝王位传承时最为常见的传统。若此不误，这就说明《周本纪》所载“穆王立五十五年”，所指的实际纪年本应该是五十四年，并不存在当年改元问题。 至于共和元年的问题，由于共和元年已有确切纪年可推，所以是否当年改元是可以坐实的。此前已有学者对此曾作过精辟分析8，在此无庸赘述。只是想指出，这些史料多为同一王纪年，不存在日本学者平势隆郎先生先前对东周纪年的著名研究中所指出那种因新旧继立而造成的纪年错乱问题。 可以认为在提出进一步证据之前，似乎不宜将“改元双制”视为定论。 另外，比起1999年9月《报告简稿》的“征求意见版”所断的62件铜器（其中8件自标“与历谱不合”）来，《报告》增加了《报告简稿》未能解决的其余十余件铜器。为使四要素完备的铜器在246年内全部合理安排，《报告》还对若干件铜器的干支作了改动，比如：将克 铭文“庚寅”改作“甲寅”、伊簋铭文“丁亥”改作“丁丑”，晋侯苏钟“二月既望癸卯”改作“辛卯”，这些改字的字型相差较大，似不存在鲁鱼豕亥的可能；还改庚嬴鼎铭文 “二十二年”为“二十三年”。很长以来，改字是相关研究中较为多见又颇具争议的一种做法，早有学者指出的，若遇有铜器与文献、历表或铜器相互之间不能相合，首先应该检讨的是自己的断代体系9。这是很有见地的，因为在古代青铜器是宗庙重器，当时视铸器为极其严肃庄重的事件，就如同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仪式庆典，若认定古人记错历日则必须慎重举证。窃以为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这是一个逻辑陷阱：若不知西周年代的准确答案就不能证实铭文刻错；若研究者已经知道正确答案就没有必要为断代工程的立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