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4-30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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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20 03:52
嘉靖皇帝所处的时代正是明朝政权或者走向鼎盛,或者走向衰退的时代,而他恰恰又是一个体弱多病且在子嗣上出了一些问题的皇帝,这在某种意义上影响着明朝的国家走向。 嘉靖十三年九月,这时的嘉靖皇帝年仅28岁,却因病连续一个月没有上朝。而在这之前,更因为身体问题,嘉靖皇帝已经连续两年没有亲自祭天了。当然,说是两年,其实也就是两次。每年的冬至日,皇帝得到北京南郊的天坛祭天。嘉靖皇帝对这两件事情一并作了解释,这个解释记载在《明世宗实录》中,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朕自幼多病,每次发病,总要持续五到七天才见好。这些年来,朕的身体更不如前,已经两年没有去祭天了。本想好好进行调整,以便来年身体好转,能亲自祭天。但近来病情不但没有减轻,反倒加重了;咳嗽多痰,夜不能寐,所以一个月都没法上朝。 嘉靖皇帝的这个解释是说得过去的。它也更能说明,嘉靖皇帝为什么那么在乎别人对他的态度,特别是别人对他父母亲的态度。试想这样一个隔三岔五就要病一次,一病就要七八天才见好的孩子,父母亲要花多少精力在他身上。特别是已经有三个孩子因为体弱多病而死,那么他们对这个“硕果仅存”的孩子又该是怎样的操心和劳神? 皇帝因病连续一个月不上朝,这并不少见。但连续两年不祭天,在嘉靖朝之前的明朝却是前所未有。即使是不守规矩的正德皇帝,也只是因为正德十五年南巡滞留南京而耽误了一次,尽管因为在淮安落水,一病不起,但回到北京后还是补行了第二年的祭天礼。可见这祭天的重要性。因为皇帝自称天子,俗话说“君权神授”,你既然是上天的儿子,如果连祭天这样重大的事情都不亲自去做,皇帝也就缺乏基本的为人子、为人父的品质了,这皇位的合法性也就值得怀疑。所以《大明集礼》中有“天子之礼,莫大于事天”的戒条。皇帝不祭天不事天,就是大不孝。你皇帝如此不孝,还指望臣民为你尽忠吗?所以嘉靖皇帝要一再声明不是自己不想亲自祭天,而实在是身体虚弱,无法成行。 事实上,嘉靖皇帝既然是以“议礼”而建立自己的统治权威,那么在祭天的问题上他是不含糊的,不但不含糊,而且积极性特别高。从嘉靖元年到九年,当时还是每年的孟春同祭天地于南郊,嘉靖皇帝每次都是亲自为之。但当在“大礼议”中挫败了杨廷和等人之后,嘉靖皇帝便更热衷于改革礼制。于是在嘉靖九年,他力排众议,恢复洪武初年的冬至祭天、夏至祭地的所谓天地分祭制度。他的理由是,父亲是天、母亲是地,所以都要分开祭祀。其实这分不分开,都是最高统治者一句话的事情。 明朝建立的时候,天地是分祀的。后来明太祖朱元璋把天地合在一起祭祀,所说的理由则是父亲和母亲本来就应该生活在一起,怎么能够分开呢?就这一句话,合了。而现在也就是嘉靖皇帝的一句话,就分了。忙碌的却是为皇帝的决定提供依据的礼部*们。他们引经据典,吵得不亦乐乎。皇帝一句话,就是结论,于是大家都称赞他的决定才是最英明的,并且乐此不疲地为这个英明决策寻找理论依据。 自己制定的规矩,自己就得做。所以在嘉靖九年及此后的嘉靖十年、十一年的冬至日,嘉靖皇帝都亲自到南郊祭天。但嘉靖十二年、十三年的冬至,都因为身体原因而没有亲自祭天,所以,造成的*压力就十分大。所以他要反复作出解释。 皇帝和普通人一样,有病就应该治疗,这本来是件十分平常的事情。但是,给皇帝治病和给普通人治病,却不一样。普通人病了,郎中望、闻、问、切,然后开出药方,进行治疗,目的很单一,就是把病治好。但皇帝却不同,他病了,专门给他治病的郎中,当时叫“御医”,也要望、闻、问、切,也要开出药方,也要对他进行治疗把病治好,但目的却不仅如此,原因就出在他有众多的嫔妃这个问题上。 这个问题又得分两个方面来看。 一方面当然是皇帝自己。身体不好,体弱多病,那就应该好好调养,不要有过多的*。但满眼都是秀色,处处都是*,嘉靖皇帝自己就把握不住了。唯一能够管住他的是皇后,但嘉靖皇帝脾气怪僻,皇后也管不住他,也不敢管他。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那些年轻美貌的嫔妃,谁又愿意守着一个专心养病的皇帝?她们也希望皇帝能够身体强壮。 这两个方面的需要,都只有寄托在一种人的身上,哪种人?就是既能给皇帝治病又能让皇帝迅速强壮的人,哪怕是假强壮、外强中干的强壮也行。而这种人也十分现成,他们就在皇帝的身边。不在皇帝身边也不要紧,一道旨意下去,相隔千山万水也得把他们召来。于是就出现了两个最能让体弱多病的嘉靖皇帝满意的人,一个叫邵元节,一个叫陶仲文。 邵元节是江西贵溪人,是龙虎山上清宫的道士。在当时,江西贵溪县龙虎山的上清宫可是了不起的地方,是天师道的“祖庭”,世代相传的张天师就住在上清宫,总领天下道教。所以这个贵溪也就以盛产道士而着名,邵元节就是当时龙虎山最着名的道士之一。人们相信他能祈雨、祈雪,也相信他能治病,特别是能治疗不育症。不仅如此,这个邵元节还有*头脑。正德时,宁王在南昌谋反,派人用厚礼请邵元节,邵元节硬是托故不往。 嘉靖皇帝即位后,身体不好,有人便向他推荐邵元节。邵元节应召来到北京后,立即得到嘉靖皇帝的接见,被安排在当时北京最着名的道观之一显灵宫居住,专门掌握皇家的祭祀祷告。 尽管文官们对嘉靖皇帝宠信邵元节十分不满,但邵元节绝非浪得虚名。首先,这位邵元节一定是位气象学家。有一段时间北京该下雨的季节没有雨、该下雪的时候不下雪,但经过邵元节的祈祷,雨雪竟然就下了。当然,这雨雪绝非是邵元节能够“祈祷”而来的,但至少他预测到了下雨下雪的时间,所以选择了适当的时间祈雨祈雪,这就有些像我们现在诠释《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借东风一般。其次,邵元节一定是位男子不育症的治疗专家。嘉靖皇帝15岁即位后,尽管后宫佳丽三千,却没有一个能够给他生儿子,连女儿也没有。但自从按照邵元节的要求调节身体、崇信道教之后,当然,也是吃了邵元节配制的药物之后,三年的时间一过去,嘉靖皇帝竟然是“皇子迭出”。 有如此大的本领,嘉靖皇帝怎么能够不信任邵元节?你们文官反对我信道教、吃灵药,你们哪个有本事祈一场雨、祈一场雪,为老百姓的农事出出力?你们哪个又有本事,让我生几个儿子?你们不行,可人家邵元节行。 尝到了这个好处,嘉靖皇帝更加笃信道教了。道士邵元节死前,又向嘉靖皇帝推荐了术士陶仲文。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陶仲文的出现,促成了宫女对嘉靖皇帝的谋杀。 这位陶仲文是湖北黄冈人,本来在黄梅县为吏,却学了龙虎山道士驱邪捉鬼的伎俩。后来因事到京城,通过朋友的介绍,住进了邵元节在北京的宅子。邵元节很欣赏陶仲文的法术,将其推荐给了嘉靖皇帝,并且为嘉靖皇帝的儿子治好了天花,所以立即得到嘉靖皇帝的信任。 但是,尽管邵元节和陶仲文能够帮助嘉靖皇帝“皇子迭出”,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嘉靖皇帝的体弱多病。为了满足嘉靖皇帝的需要,陶仲文使出了全身解数,并且冒着风险为嘉靖皇帝配制所谓的“长生不老药”,进献各种各样的房中术,让嘉靖皇帝进行各种各样的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