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传统思维特征 在科技创造中如何扬弃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4-30 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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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29 23:00

中国、巴比伦、埃及与印度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其中，中国文化的历史最为悠久，这与中国文化形成的特殊背景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文化从发迹到今日，历经长时间的演化，有常与变，有冲突调和，有吸收传播，但是它是始终没有亡过的古文化，如此持续发展的文化本身一定有它稳定与适存的结构性条件，而这都离不开环境与人的因素。

中国人并没有以佛教的印度形式来接受佛教。佛教引入中国之后，中国人便将佛教经典完全译成自己的语言，或者是，中国学者对于原著的解释常常给予特意的改写与评注；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中国人从未接受任何单一的教义－－这些事实表明了中国人某些特定的思维方式之倾向。这篇文章试图归纳中国文化的特征，并进一步地，借着讨论中国人如何更改印度佛教思想的诸形式，来理解中国人那些一贯的传统思维方式。

（一）崇尚古典的保守主义

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有着一种静态理解事物现象的倾向，我们可以从中国语言的某些表达方法窥探一二。这种静态理解的思维，当特别强调了主体个别性与具体知觉之时，会产生一种偏重过去经验的依恋，并且倾向从过去的惯例与周期性发生的事实中，建立一套基准法则，造成了容易以先例作为先决模式。换句话说，古代人昔日经验的成果在中国人的心理，唤起一种确实感。因此，中国人并不强调抽象原则，而有丰富的历史典故与成语，甚至大多数的中国人认为模仿先人的文章，要比自己努力发明新风格更有价值。中国佛教徒也不例外，例如，玄奘写到：「吾顺古，故不译新。」这种传统的思维倾向在禅宗里更为显著。

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总是在有关的古典中受到检验，因为中国人的生活受到古典的强烈制约。中国自古以来就已确定那些制定生活规范的典籍，它们称为「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它提供了先例中的先例，不管民间的生活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人生一切的道理都被定义于「五经」之中。传说，是孔子牢固地确定了它们的地位，孔子的学说试图再现与模仿古时的传统，当时不仅仅是儒家崇尚古典，其它诸派也给予古典高度的评价。

中国人尚古与保守的思维方式修正了印度佛教的形式，中国佛教徒甚至武断地改写了「经」的字句，让佛教教义更符合中国古典的传统要求，这使得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在许多方面是不一样的。其中，佛教五花八门的解释，造成中国佛典隐藏着内在的逻辑错误，这也代表了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某些典型。

（二）喜好以具体形式表达的复杂多样性

中国人高度重视个性，并且按照传统思维方式来具体叙述表象内容，他们信赖感觉与依附感觉的立场，使得他们对现象的复杂多样性尤为敏感，因而替代了对事物法则的把握，替代了对事物抽象统一性的把握，造成了中国人很少去考虑有关事物规则的普遍性法则，这对于中国人科学方面的想象力有一定的遏制。

中国语言是一种艺术化而喜好华丽措辞的语言，它标榜着喜悦与和谐的气象，这种极富优雅的文句不是以普遍与抽象的概念为基础，而是以历史引喻与成语典故为基础的。这种语言本质的特征，自然也使得佛教改变了表达的方式，源于印度哲学体系的中国佛教在形式上，是非常文艺化的，通过对于具体的、出现在眼前的人物与景象的叙述，造就了某种宗教意象的与隐喻式的风貌。有学问的中国人喜欢用文辞佶屈之语，例如中国佛教徒倾向于用神秘而跳跃式的言辞，而儒家哲学家喜欢用过分修饰的文字，显示了中国人的训诂癖与文辞偏好。

（三）形式的齐合性

如前所述，许多中国学者认定若干特定的经典为绝对权威，他们紧紧围绕着这些经典进行训诂、注疏与解释。除了道家学者之外，中国学者从来不用批判的眼光或过时的眼光来看待这些经典，他们认为在文句中绝无任何矛盾可言。也就是说，他们极其重视形式的齐合性。例如后汉时的郑玄，他注释的风格特征是，他参阅其它一些经典，并试图释除它们中间的矛盾，为了统一所有古典的内容，他有时变更一些字，因为他认为古典中有些词与字被误写了，典型的中国学者认为，所有的古典都立足于相同的基础，它们之间不应该有歧义的部分。

这一种倾向在三国时期与六朝时期继续存在着。中国佛教学者也以这种方式来批注佛教经藏与律藏。中国人不仅努力使佛经系统化，而且努力使戒律系统化，通过对佛经与戒律书中各种教说与戒律的分类、整理、注疏而达到形式的齐合性，这正是中国佛教学者的重要事迹，只是他们系统化的同时，也将许多在逻辑性上相互矛盾的典籍集合在了一起。当中国佛教学者进行分类、整理与注疏时，他们并没有深思各种教理之间的逻辑缺陷，仅仅试图保留外表与形式的齐合性，他们只是喜欢用一定的形式来安排所有的事物。

（四）现实主义的倾向

在汉语句子中，中国人常用具有一定概念的「人」做为主语，即使是「人」在句子中没有出现，而印度人经常以一些抽象的概念作主题。例如，印度人说：「所以，苦难陪伴着他。」而中国人会把同样的句子译成：「所以，他经历了重重的苦难。」中国人对于被动语态并没有给予很大的重视，尽管他们以「人」为中心来思考一切事物，但是却没有客观地理解「人」，这使得大多数中国人倾向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以人间现实为考虑依据的态度。在具有中国人特色的推理方式中，没有发展逻辑学的研究，因为逻辑学与实用无关。

中国知识社会所追随的哲学传统与哲学研究，是以实际目的为中心的，这些实际目的是与现实生活直接关联，大多数的中国学者对能导致成功的道德、*与处世手段颇感兴趣，道教思想关心的则是保身之道、成功之法、治民之术，而在中国思想中占据着最高位置的儒家，则主要是统治阶级的身份伦理体系与一套统治方策。

中国人关注日常生活的思维倾向，导致了一种现世观念。中国佛教也受到这种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印度佛教一般是关于人间过去与来世的形而上学的教义，但在中国民族传播的佛教常常是祈祷式的与祭拜式的佛教。概言之，佛教「从抽象而哲学形上学倾向的一套印度系统，成为中国人文主义的宗教」，遵从了中国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传统。

（五）对身份秩序的尊重

自古以来，中国诸学科特别重视人际关系与人伦秩序，中国思想的显著特征是它的伦理性。伦理学作为学问的分支，中国人认为伦理研究比自然科学研究更为重要，中国人并认为当事物依赖人的行为时，人对自然能够发挥某些作用，认为自然力与精神力是同一实在的两个方面，是同一整体。

高度重视世间的等级秩序，结果是在人与其它生物之间，甚至是人与「圣人」之间，建立了明显区别，他们认为只有当人遵奉正确的人道时，才成为人。佛教起源于印度，传到中国后便相对改变了思维方式，变得与中国人的人伦观一致。中国人与印度人关于人与其它生物关系的观点是不一致的，致使佛教从印度到中国后不得不有所修改。对中国人来说，依附于社会现实架构中的人，被看做是最有意义的与最高的存在，超出这种「存在」之外的角色，在实际人生中意义甚微；相反地，对于印度人来说，现世的人生被视为是短暂的与垂死的，人与其它一切生物的区别几乎是零。

（六）折衷融合的倾向

中国人相信，不仅完善的事物能够在这个世界存在，而且其它属于人的范畴的存在事物是不可鄙视的，尽管其它事物并不完善。没有任何一样事物的存在遭到否定，而完善的事物存在更是必须加以绝对的肯定，因此，中国人没有绝对关于恶的观念，他们承认人们生活的每一种方式都是由于某种理由而存在的。所以，在欧洲由于意识型态的原因而常常发生的宗教战争，在中国并不发生。

中国人不仅承认每一个人存在的意义，而且承认每一种哲学思想作为包含其它真理性思想而存在的意义。因此，当佛教被作为一种伟大的思想体系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被中国人热烈的讨论与赞叹，并开始逐渐地渗透到中国人的思想中
，这个过程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之处。中世纪的中国人一方面把儒家经典尊崇为真理之所在，同时又信仰佛教，他们并不感到有什么矛盾。

从一开始中国人就是用一种折衷融合的方式去理解佛教思想，甚至承认一切异端学说。从儒佛一致论与道佛一致论里面，产生出了儒道佛三教一致论的思想，尤其在五代与北宋时期，得到了一般民众的广泛信仰与支持。这种折衷融合的倾向，也使得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甚至中国不喜欢仅仅接受基于一种教义的信仰。

中国人试图在当时社会的主流传统思想之框架里，尽可能地（形式化地）调和各种哲学相互对立的问题，不像印度人无视他们实际社会与*的势力，而努力地找出各种论述之间的矛盾点与歧义，同时提出论证去考察知识相关的各种哲学架构。在中国除了或多或少带有折衷主义性质的理论诠释之外，世界观的研究并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可以把这种折衷主义视为一种混合主义，这种几近任性的混合主义对于一般民众的思考模式有巨大的影响，混合主义是近代中国思维的显著特征之一。

结语

从很多特征，例如中国民族如何面对外来文化，中国人的语言文字与生活习性，都可以窥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根据中国人的这些思维方式，我们更能够进一步理解中国人文化内涵与中国历史的特色。

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常常受到人们自身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历史与文化渊源的制约，而中国文化又是所有文化之中，最为特殊的一个，因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鲜少出现典范转移的重大*，虽然这代表着中国文化的稳定性，但是这也意味着中国文化的封闭性。在当今世界各种不同思想彼此对立与交流的情况下，我们必然会把自己的思维方式同其它不同的思维方式进行比较，这样才有助于匡正思维方式可能造成的偏差与局限。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29 23:00

中国、巴比伦、埃及与印度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其中，中国文化的历史最为悠久，这与中国文化形成的特殊背景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文化从发迹到今日，历经长时间的演化，有常与变，有冲突调和，有吸收传播，但是它是始终没有亡过的古文化，如此持续发展的文化本身一定有它稳定与适存的结构性条件，而这都离不开环境与人的因素。

中国人并没有以佛教的印度形式来接受佛教。佛教引入中国之后，中国人便将佛教经典完全译成自己的语言，或者是，中国学者对于原著的解释常常给予特意的改写与评注；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中国人从未接受任何单一的教义－－这些事实表明了中国人某些特定的思维方式之倾向。这篇文章试图归纳中国文化的特征，并进一步地，借着讨论中国人如何更改印度佛教思想的诸形式，来理解中国人那些一贯的传统思维方式。

（一）崇尚古典的保守主义

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有着一种静态理解事物现象的倾向，我们可以从中国语言的某些表达方法窥探一二。这种静态理解的思维，当特别强调了主体个别性与具体知觉之时，会产生一种偏重过去经验的依恋，并且倾向从过去的惯例与周期性发生的事实中，建立一套基准法则，造成了容易以先例作为先决模式。换句话说，古代人昔日经验的成果在中国人的心理，唤起一种确实感。因此，中国人并不强调抽象原则，而有丰富的历史典故与成语，甚至大多数的中国人认为模仿先人的文章，要比自己努力发明新风格更有价值。中国佛教徒也不例外，例如，玄奘写到：「吾顺古，故不译新。」这种传统的思维倾向在禅宗里更为显著。

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总是在有关的古典中受到检验，因为中国人的生活受到古典的强烈制约。中国自古以来就已确定那些制定生活规范的典籍，它们称为「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它提供了先例中的先例，不管民间的生活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人生一切的道理都被定义于「五经」之中。传说，是孔子牢固地确定了它们的地位，孔子的学说试图再现与模仿古时的传统，当时不仅仅是儒家崇尚古典，其它诸派也给予古典高度的评价。

中国人尚古与保守的思维方式修正了印度佛教的形式，中国佛教徒甚至武断地改写了「经」的字句，让佛教教义更符合中国古典的传统要求，这使得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在许多方面是不一样的。其中，佛教五花八门的解释，造成中国佛典隐藏着内在的逻辑错误，这也代表了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某些典型。

（二）喜好以具体形式表达的复杂多样性

中国人高度重视个性，并且按照传统思维方式来具体叙述表象内容，他们信赖感觉与依附感觉的立场，使得他们对现象的复杂多样性尤为敏感，因而替代了对事物法则的把握，替代了对事物抽象统一性的把握，造成了中国人很少去考虑有关事物规则的普遍性法则，这对于中国人科学方面的想象力有一定的遏制。

中国语言是一种艺术化而喜好华丽措辞的语言，它标榜着喜悦与和谐的气象，这种极富优雅的文句不是以普遍与抽象的概念为基础，而是以历史引喻与成语典故为基础的。这种语言本质的特征，自然也使得佛教改变了表达的方式，源于印度哲学体系的中国佛教在形式上，是非常文艺化的，通过对于具体的、出现在眼前的人物与景象的叙述，造就了某种宗教意象的与隐喻式的风貌。有学问的中国人喜欢用文辞佶屈之语，例如中国佛教徒倾向于用神秘而跳跃式的言辞，而儒家哲学家喜欢用过分修饰的文字，显示了中国人的训诂癖与文辞偏好。

（三）形式的齐合性

如前所述，许多中国学者认定若干特定的经典为绝对权威，他们紧紧围绕着这些经典进行训诂、注疏与解释。除了道家学者之外，中国学者从来不用批判的眼光或过时的眼光来看待这些经典，他们认为在文句中绝无任何矛盾可言。也就是说，他们极其重视形式的齐合性。例如后汉时的郑玄，他注释的风格特征是，他参阅其它一些经典，并试图释除它们中间的矛盾，为了统一所有古典的内容，他有时变更一些字，因为他认为古典中有些词与字被误写了，典型的中国学者认为，所有的古典都立足于相同的基础，它们之间不应该有歧义的部分。

这一种倾向在三国时期与六朝时期继续存在着。中国佛教学者也以这种方式来批注佛教经藏与律藏。中国人不仅努力使佛经系统化，而且努力使戒律系统化，通过对佛经与戒律书中各种教说与戒律的分类、整理、注疏而达到形式的齐合性，这正是中国佛教学者的重要事迹，只是他们系统化的同时，也将许多在逻辑性上相互矛盾的典籍集合在了一起。当中国佛教学者进行分类、整理与注疏时，他们并没有深思各种教理之间的逻辑缺陷，仅仅试图保留外表与形式的齐合性，他们只是喜欢用一定的形式来安排所有的事物。

（四）现实主义的倾向

在汉语句子中，中国人常用具有一定概念的「人」做为主语，即使是「人」在句子中没有出现，而印度人经常以一些抽象的概念作主题。例如，印度人说：「所以，苦难陪伴着他。」而中国人会把同样的句子译成：「所以，他经历了重重的苦难。」中国人对于被动语态并没有给予很大的重视，尽管他们以「人」为中心来思考一切事物，但是却没有客观地理解「人」，这使得大多数中国人倾向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以人间现实为考虑依据的态度。在具有中国人特色的推理方式中，没有发展逻辑学的研究，因为逻辑学与实用无关。

中国知识社会所追随的哲学传统与哲学研究，是以实际目的为中心的，这些实际目的是与现实生活直接关联，大多数的中国学者对能导致成功的道德、*与处世手段颇感兴趣，道教思想关心的则是保身之道、成功之法、治民之术，而在中国思想中占据着最高位置的儒家，则主要是统治阶级的身份伦理体系与一套统治方策。

中国人关注日常生活的思维倾向，导致了一种现世观念。中国佛教也受到这种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印度佛教一般是关于人间过去与来世的形而上学的教义，但在中国民族传播的佛教常常是祈祷式的与祭拜式的佛教。概言之，佛教「从抽象而哲学形上学倾向的一套印度系统，成为中国人文主义的宗教」，遵从了中国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传统。

（五）对身份秩序的尊重

自古以来，中国诸学科特别重视人际关系与人伦秩序，中国思想的显著特征是它的伦理性。伦理学作为学问的分支，中国人认为伦理研究比自然科学研究更为重要，中国人并认为当事物依赖人的行为时，人对自然能够发挥某些作用，认为自然力与精神力是同一实在的两个方面，是同一整体。

高度重视世间的等级秩序，结果是在人与其它生物之间，甚至是人与「圣人」之间，建立了明显区别，他们认为只有当人遵奉正确的人道时，才成为人。佛教起源于印度，传到中国后便相对改变了思维方式，变得与中国人的人伦观一致。中国人与印度人关于人与其它生物关系的观点是不一致的，致使佛教从印度到中国后不得不有所修改。对中国人来说，依附于社会现实架构中的人，被看做是最有意义的与最高的存在，超出这种「存在」之外的角色，在实际人生中意义甚微；相反地，对于印度人来说，现世的人生被视为是短暂的与垂死的，人与其它一切生物的区别几乎是零。

（六）折衷融合的倾向

中国人相信，不仅完善的事物能够在这个世界存在，而且其它属于人的范畴的存在事物是不可鄙视的，尽管其它事物并不完善。没有任何一样事物的存在遭到否定，而完善的事物存在更是必须加以绝对的肯定，因此，中国人没有绝对关于恶的观念，他们承认人们生活的每一种方式都是由于某种理由而存在的。所以，在欧洲由于意识型态的原因而常常发生的宗教战争，在中国并不发生。

中国人不仅承认每一个人存在的意义，而且承认每一种哲学思想作为包含其它真理性思想而存在的意义。因此，当佛教被作为一种伟大的思想体系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被中国人热烈的讨论与赞叹，并开始逐渐地渗透到中国人的思想中
，这个过程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之处。中世纪的中国人一方面把儒家经典尊崇为真理之所在，同时又信仰佛教，他们并不感到有什么矛盾。

从一开始中国人就是用一种折衷融合的方式去理解佛教思想，甚至承认一切异端学说。从儒佛一致论与道佛一致论里面，产生出了儒道佛三教一致论的思想，尤其在五代与北宋时期，得到了一般民众的广泛信仰与支持。这种折衷融合的倾向，也使得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甚至中国不喜欢仅仅接受基于一种教义的信仰。

中国人试图在当时社会的主流传统思想之框架里，尽可能地（形式化地）调和各种哲学相互对立的问题，不像印度人无视他们实际社会与*的势力，而努力地找出各种论述之间的矛盾点与歧义，同时提出论证去考察知识相关的各种哲学架构。在中国除了或多或少带有折衷主义性质的理论诠释之外，世界观的研究并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可以把这种折衷主义视为一种混合主义，这种几近任性的混合主义对于一般民众的思考模式有巨大的影响，混合主义是近代中国思维的显著特征之一。

结语

从很多特征，例如中国民族如何面对外来文化，中国人的语言文字与生活习性，都可以窥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根据中国人的这些思维方式，我们更能够进一步理解中国人文化内涵与中国历史的特色。

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常常受到人们自身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历史与文化渊源的制约，而中国文化又是所有文化之中，最为特殊的一个，因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鲜少出现典范转移的重大*，虽然这代表着中国文化的稳定性，但是这也意味着中国文化的封闭性。在当今世界各种不同思想彼此对立与交流的情况下，我们必然会把自己的思维方式同其它不同的思维方式进行比较，这样才有助于匡正思维方式可能造成的偏差与局限